编者按：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已成为当前理论界的热点课题。其中，新中国科技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取得了新的历史跨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改革的历程，总结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科技强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科技发展思想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党的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重视科学技术在提升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科技发展规律、科研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作过深邃思考，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主创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发展改革历程，党领导科技发展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五大阶段。

（一）向科学进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党全面领导科技事业和制定新的科技发展规划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54年党中央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批示中指出：“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的条件。”随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吸收近代中国历史、比较借鉴西方国家科技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于1956年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制定了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1年又颁布《科研十四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恢复和健全了国家科学体系，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起点和里程碑。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科技事业再次受到挫折。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仍对科技战线给予高度关注和保护，这一时期仍取得了“两弹一星”以及科学技术实验卫星发射成功等重要成就，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火箭技术等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迅速发展，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科技事业迎来春天奠定了基础。

　　（二）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科技发展目标、事业规模和管理体制“左”的偏差，着重在调整发展方针、划清知识分子属性、改革管理职能等方面提出新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他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对科技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

　　 此外，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调整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大力抓好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1982年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进一步明确，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由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合理、明确，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国家启动了针对农村技术进步的“星火计划”、针对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针对军地合作的“军转民科技开发计划”等，实施了一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技项目，调整制定了农业、能源、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方面的重大技术政策，“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没有创新, 就没有发展, 没有生命力”；“没有创新, 就没有人类的进步, 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他还强调：“发展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就难以在世界竞争中立足。”在此背景下，教育方针也开始注重用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去解决各种难题，指导思想上逐步实现了“科技兴国”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性转变。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新型科技体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科技工作的方针，即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技高峰。随后国家成立科技领导小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要抓第一生产力。此外，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联合编制了《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13项全国重大科技计划和项目规划，如针对基础研究的973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国家大学科技园项目、西部开发科技专项行动等。这些计划和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四）建设创新型国家

　　 进入21世纪，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凸显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偏低等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全面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形势，提出把科技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强调进一步提高关键技术自给率、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胡锦涛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随后，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系统阐发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具体措施。至此，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党共识，并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文件，提出今后15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是基于我国半个世纪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是面向未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还就信息技术、节能技术、新药创制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发展路径以及建设若干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大学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发机构进行了部署。此外，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知识产权工作方针，重点围绕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等开展工作，这也为加快完善创新型国家制度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发挥了促进作用。

（五）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的趋势和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关于我国已处在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和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阶段性特征的新判断，推出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举措，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部署，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以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我国科技发展方针的变化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明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和科技创新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支撑作用。2018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上首次提出：“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针对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他指出：“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何提升创新效能、激发创新活力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坚持按目标成果、绩效考核为导向进行资源分配，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管理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改革的历史主线

　　 所谓历史主线，可以理解为贯穿某一领域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动因和基本脉络。它客观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需要有人通过研究历史进程来加以揭示和阐发。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探寻我国科技发展改革历史主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准确把握科技领域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科学总结科技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找出隐藏在历史进程、伟大成就背后的基本规律，并预测未来科技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探寻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改革的历史主线不仅是一项重要理论工作，而且对新时代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然，历史主线可能有一条，但也可能存在多条，说到底是要找出持续支撑科技发展和改革的内在动因。如果内在动因有若干方面，则历史主线就可能存在多条。笔者通过梳理我国科技发展改革进程的主要动因，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至少存在以下推动科技发展改革的三条主线，即三个主要动因。

　　（一）合理布局科研体系，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科学合理部署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比例和结构，更好地提升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7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和改革的历史主线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科技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1949年下半年率先开始组建中国科学院，到1955年中科院已有科研机构44个，职工近8000人。高等院校参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力发展专门学院。1956年，国家又相继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全国科学领域和技术工作的领导。但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部门职能交叉弊端显现，1958年两个部门合并成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推进。此外，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了一大批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截至1965年，全国省、地（市）所属科研机构1127个，专业人员4万多名。“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基本形成了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地方科研相互支持的科研体系：中国科学院组织协调全国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高等院校注重一个或几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家部委所属研究机构负责行业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推广，地方科研机构密切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科研体系的形成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应用技术领域和国防工业领域取得一系列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奠定了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科研系统统包统管的计划模式开始暴露出科研生产“两张皮”、科研人员“大锅饭”等弊端。20世纪80年代末，科研机构逐步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开始建立新型科研生产经营实体，联想集团等高新技术企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此外，1987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武汉挂牌，1990年我国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在东北大学成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作为新型科研组织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为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培育创新企业和企业家、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科研院所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调整结构，国家在优化基础性科研机构的布局和规模前提下，鼓励其他行业类和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实现技工贸一体化经营，支持科研院所实行企业化管理或并入大中型企业，这一轮科研机构的合并和转制为21世纪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创新活动速率和频率持续加快，党中央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科研布局和结构又出现新的变化：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公益技术研究方面，统筹推进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中国科学院和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原始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在满足国家战略研究需求和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方面，集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综合力量，布局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在解决行业共性和关键性技术方面，不断完善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建设“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这些社会化、网络化、国际化特性的科研组织模式与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契合，也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二）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科技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有利于创新创造的环境持续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筹决策、规划和管理，把有限的资金、物资、科技人才等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这一体制使中国用不到30年时间便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科技发展方针相应调整为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1985年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点有两方面：一是在运行机制上改革拨款制度、拓宽经费来源、开放技术市场；二是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转为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一大批应用型科研机构通过改革提高了面向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发展成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研究开发能力得到加强，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2006年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科研体制改革突出以“创新、产业化”为导向，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措施围绕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例如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1985年仅23亿元，2016年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蓝图”。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10个方面、32项改革举措、143项具体任务，对新时代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作出部署。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促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创新治理格局；二是统筹好政府、市场、企业、科研人员等各方面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创新导向的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四是完善高效研发组织体系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据科技部统计，截至2017年4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完成的100多项改革任务，83项任务已完成，总体完成率达58%。

　　（三）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壮大人力资源队伍

　 　科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各类科技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而到2016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9154万人，人才资源规模、科技人力资源以及研发人员数量等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截止1965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12万人。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打击迫害了科技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在1978年首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又颁布《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等政策，恢复了学位和技术职称，促进了人才的自由流动，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科技队伍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人才政策逐步体现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法制保障为支撑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人才市场的建立、引进海外留学人员成为当时的一大特点。进入21世纪，科技人才政策的目标转变为造就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措施聚焦到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和引进等方面，紧缺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大，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制度、专利入股制度、绩效奖励制度等日趋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强调取消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提出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奖励和报酬标准由20%提高至50％；2015年9月全面推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增设了正高级职称；2017年初出台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门槛限制；2017年4月起，启动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预示着“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创新人才发展机制正在形成。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改革的基本经验及对新时代的启示

　　 70年的科技发展改革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科技自主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发展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提升了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为新时代推动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70年来，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根据具体实际在不同阶段先后制定过“自力更生、争取外援”“面向经济主战场”“科教兴国”“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等科技发展方针，每一次指导方针的变化，都是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如“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提出的，是不同阶段我国发展目标、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这充分说明，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发挥党对科技工作领导的政治优势，是我国科技事业坚持正确道路的政治保证。

　　 二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70年来，国家先后采取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技术成果商品化、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鼓励科研人员办企业、成立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等重大改革措施，并在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激励措施等方面围绕这一思想进行了贯彻和落实，极大地释放了科技创新的源头活力，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由依靠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创新发展驱动为主转变。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使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持久动力和强大支撑。

　　 三是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不仅是科技事业接续发展的见证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从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到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再到新时代“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些重要论述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才工作规律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正在由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创新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科技创新强国迈进，迫切需要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培养、选拔、引进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充分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是统筹发挥好创新发展中的政府职责和市场定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70年的科技发展改革历程说明，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合理布局和科学规划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结构上，在聚焦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上发挥了显著作用，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载人深潜、超级计算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建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和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行业技术平台等较完备的科研条件；另一方面，创业孵化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华为等大企业发挥着创新产业链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一大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专注于“特尖专精”模式，众创空间、孵化器和高新区互动互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较完整的良好创新生态。事实充分说明，新时代推动科技跨越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好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五是统筹安排好创新发展中的当前重点和长远布局。回顾70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从改革开放前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再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一方面注重直接面向当前经济建设的短期科技项目规划，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在关系国家战略的基础前沿领域和交叉学科超前规划布局，这使得我国科技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保持着均衡可持续发展态势。因此，在新时代推进创新发展中，要善于做好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既要考虑当前科技发展实际，又要为创新未来发展提前谋划。

　　 六是统筹建设好创新发展中的法制体系和政策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国家逐步建立起了科技领域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先后颁布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普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为调整科研机构、企业、科研人员之间的切身利益发挥了评价、指引、规范和预测作用；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根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度，例如竞争择优的经费分配制度、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科技人员技术入股制度等，促进和保障了科技领域改革的顺利实施。事实说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关键是加快创新薄弱环节和领域的立法，构建综合配套精细化的法治保障体系和政策协调体系，修改不符合创新导向的法规文件，防止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滞后造成的改革效果衰减。

　　 七是统筹处理好创新发展中的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对外开放是我国是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70年来，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导向，大力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自主实现了科技发展的重点突破，取得了杂交水稻、“中国芯”、“神舟系列”飞船、高速铁路、大飞机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成功。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150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主动布局和最大限度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都表明，推动科技创新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把握好创新主动权又要善于从全球视野来谋划，在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基础上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

　　 八是统筹协调好创新发展中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科技发展的历程说明，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70年来，我国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群差距不断缩小，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持续提升，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超过8%，为实现2020年达到国际上创新型国家通用标准的比例10%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在新时代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对科普工作的重视，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中明确科普义务和要求，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向公众开放实验室和其他科技类设施，鼓励科研人员定期参加进社区、进校园等科普活动。

　　 总之，做好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汲取以往科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发挥更大作用。